“性同意年龄是有上调的必要，怎么刑事责任年龄又有下调的必要？这不是是互相矛盾吗？这矛盾吗？这并不矛盾，一个是攻击能力，一个是保护能力，这一样吗？而且你会发现它背后的哲学根据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持乐观主义的态度，那你就认为孩子天性纯良的，所以对于孩子一定是改造优于惩罚，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没有必要施加什么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所以你就会认为当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是合理的，而且如果你是乐观主义的态度，你也会对人类的理性充满过高的期待，你会认为14岁到18岁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，他应该拥有了完全的理性能力，来安排自己性方面的自由，乐观主义一定会接受过大的自由主义，但是自由不受限制的话，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，而且各位可以想一想作为未成年人的你，你真的有理性能力去决定性方面的自由吗？所以可能还是现实主义的做法更加合理，基于现实主义，我们认为孩子内心也有幽暗的成分，所以对他进行惩罚是必要的，因此下调责任年龄是合理的，基于现实主义的做法，我们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高，14到18岁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，他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可能是不同步的，而且尤其是因为这种不同步，所以他很容易成为他人剥削的对象，而对于其中最严重的剥削，对于14到18岁负有特定职责的那些优势群体，这些特定群体的这样一种性剥削，当然是要进行限制的，所以对于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，应该对他的自由进行限制以保护他，所以你会发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和部分上调性同意年龄，这背后的哲学依据依然是现实主义。”——罗翔（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）
